雍正帝太厲害了，在現在盜墓這么猖獗的時代，他的泰陵依然完好，這真是個奇跡。也許那些盜墓分子也怕雍正這樣雷厲風行，殺氣騰騰的人物吧。
我必須和王爺在雍正十三年農歷七月離開圓明園，要不真有可疑。不能趟這渾水。雍正突然暴亡，到時圓明園都要戒嚴。
曾靜和張熙都來自于湖南某偏僻之鄉的讀書人。曾靜當年為了準備科舉考試，曾經讀過浙江人呂留良所編的考試輔導書《時文評選》（就是那種把歷年寫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來，進行指點評論的書，以幫助考生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，屬于考試秘笈之類）。
由于曾靜所處之地乃湖南的窮鄉僻壤，文化落后，無書可讀，曾靜便在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的時候派自己的高足張熙去浙江買點參考書回來。曾靜對《時文評選》印象很深，臨行前特意叮囑張熙到了浙江后去呂留良家訪書。當時呂留良早已過世，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和他的學生嚴鴻逵及徒孫沈在寬（嚴鴻逵的學生）熱情接待了他。這幾個讀書人見張熙不遠千里來到浙江專訪，心里很是感動，于是便把呂留良的遺稿包括《備忘錄》、《呂子文集》等都送了一份給他。
再說曾靜看到這些書稿后，大開眼界，對其中許多聞所未聞的觀點，“始而怪，既而疑，繼而信”，特別是讀到呂留良關于“華夷之辨”的論述后，更是醍醐灌頂，一語驚醒夢中人。到這時他才明白，他們和周圍的人之所以困窘，原因就在于滿洲人的統治。讀完呂留良的著作后，曾靜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甚至說：“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，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。周末局變，在位多不知學，盡是世路上英雄，甚者老奸巨猾，即諺所謂光棍也。若論正位，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；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；秦以后皇帝該程、朱做。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，如今卻被豪強占據去了。”
從此以后，呂留良也就成了曾靜、張熙兩人的精神導師，他們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反清思想，并進而付諸行動，這就是開篇所發生的投書事件。曾靜、張熙的行為也不是完全沒有緣由的，在雍正初年，民間關于雍正實系篡位的流言傳播甚廣，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嚴苛，社會上也的確是怨言四起，政局頗為動蕩。但是，張熙投書之時已是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的九月，此時非但年羹堯、隆科多等強勢人物已經被先后鏟除，就連允？T、允？_等皇族內的異己勢力也已被收拾殆盡，唯有曾靜、張熙等人因消息閉塞，他們渾然不知政局的變化，卻自以為獲得了雍正“謀\\父、逼母、？s兄、屠弟”等“十大罪狀”的確鑿證據，又創造性的聯想到川陜總督岳鐘琪乃岳飛之后，反清的條件時機都已成熟，所缺的不過是振臂一呼，天下群起響應。殊不知，百無一用是書生，他們的魯莽行為，卻給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。
人言可畏，雍正從曾靜張熙的投書中似乎也意識到民間流言的可怕性，所以，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這聽起來言之鑿鑿的“十大罪狀”究竟從何而來。經過拷打之后，曾靜稱自己是聽安仁縣生員何立忠和永興縣醫生陳象侯說的，而何立忠和陳象侯又說自己是聽茶陵州的風水先生陳帝錫說的。陳帝錫被逮住了，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，便支支吾吾的說自己是在衡州路上，碰見四個穿馬褂、說官話、像是旗人的大漢子說的。
如此一來，偵察人員便順藤摸瓜，經過輾轉查訪，最終查出是允？K等人被流放的太監和黨羽在發配路上做了播種機和宣傳隊。他們“沿途稱冤，逢人訕謗”，每到市集便高聲吆喝招引眾人來聽故事，這才使得這些宮廷秘聞散布于沿途，隨后更是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流言遍天下。這些人的下場在史料中不得而知，估計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想必是人頭落地，銼骨揚灰罷？
雍正知道，對付那些家奴容易，但像呂留良這樣的思想犯既危險，又難對付得多。呂留良（1639－1683年），字用晦，號晚村，浙江石門人。呂留良少年的時候博覽群書，曾在順治十年（1653年）考中秀才，后不知何故，思想大變，極為悔恨自己獵取清朝功名的行為（正如其別號“恥翁”）。
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后，呂留良決心再不參加清朝科考，也決不做清廷官吏。從此后，他便隱逸山村，以著書授徒為生。為迎合當時考試經濟的需要，呂留良曾選評了歷代科舉中的優秀八股文，編輯成冊，即前面提到的《時文評選》，這本參考書刊刻發行后，流行甚廣，這使得呂留良獲得了“東海夫子”的稱譽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的時候，當地官員推薦他去參加博學鴻詞科（康熙特設的考試，由各地官員推舉本地公認有學識、有名望的名士前來參考）的考試，但被他堅決拒絕。第二年當地政府又以“山林隱逸”的名義舉薦他，他居然當著別人的面自殘，“吐血滿地。”后來他煩不過，干脆削了頭發，出家當和尚，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決心。
呂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（1783年），他的后人和學生將他的遺作匯集成冊，并刊刻發行，包括《呂晚村詩集》、《呂晚村先生文集》、《慚書》、《四書講義》、《論文匯鈔》、《八家古文精選》等，在江浙一代流傳甚廣。呂留良的基本理論，歸結為一句話，那就是“華夷之辨，大于君臣之倫。”他堅持華夏的民族立場，反對效忠于滿人建立的夷狄政權。除此之外，他秉承了黃宗羲等人的激進思想，反對君尊臣卑，提倡民權。呂留良對于清朝也是極為的蔑視，他在文中從不稱“大清”或者“圣朝”，卻用“燕”、“北”來代替，以表示他不承認滿人建立的大清王朝。
呂留良的言論對于雍正來說當然是異端邪說，極其叛逆。因此，雍正對呂留良這一干人等的處理也是十分殘酷的。當時盡管呂留良已經死了有四十多年，他的長子呂葆中（曾中進士）也早已去世，但也難逃刨棺戮尸的厄運\\。曾靜張熙案審結后，雍正下令將呂留良和呂葆中“俱著戮尸梟示，次子呂毅中著改斬立決，其孫輩俱即正典刑。朕以人數眾多，心有不忍，著從寬免死，發遣寧古塔給于披甲人為奴。倘有頂替隱匿等弊，一經發覺，將浙省辦理此案之官員與該犯一體治罪。”
呂留良的徒弟嚴鴻逵，當時也已去世，但仍舊被戮尸梟示，其孫輩發遣寧古塔給于披甲人為奴；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，有詩云：“陸沉不必由洪水，誰為神州理舊疆？”被認為是存心不良，判斬立決；自稱嚴鴻逵私淑門人的黃補庵，作詩曰：“聞說山中無甲子，可知雍正又三年”，被認定為荒唐狂悖，斬立決，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為奴，父母、祖孫、兄弟流放二千里；車鼎豐、車鼎賁，刊刻逆書，斬監候；孫用克，陰相援結，斬監候；周敬輿，甘心附逆，私藏禁書，斬監候。
另外，這些人的門徒和相關人等也遭到嚴懲，如房明疇、金子尚革去生員的功名，杖責一百，與其妻兒一起流放三千里；陳祖陶、沈允懷、沈成之、董呂音、李天維、費定原、王立夫、施子由、沈斗山、沈惠候、沈林友革去相應的教諭、舉人、監生、生員功名，杖責一百，三年徒刑。嚴鴻逵的門徒朱霞山、朱芷年和沈在寬的門徒張圣范、朱羽采等人因從學時的年紀尚小，不予論罪。
值得一提的是車鼎豐、車鼎賁兩兄弟。現在知之甚廣的一句詩，“清風不識字，何事亂翻書”，就是出自車鼎豐的名下。當時還有個傳聞說，某日車鼎豐與弟弟車鼎賁一起喝酒，當時用的酒盅酒杯是明朝時生產的瓷器，盅底還有“成化年造”的字樣。車鼎豐喝完杯中酒，倒翻其杯戲道：“大明天子今重見”，車鼎賁瞧見酒杯底，便給哥哥斟滿酒后，把壺放在一旁，說：“且把壺兒擱半邊。”“壺”“胡”同音，意思是把滿人建立的大清擱在一邊。呂留良案發后，兩人都被牽連致死。
曾靜其實是老實人，最終被整得跪地求饒，服服帖帖，連扇自己耳光。曾靜在供述中，連稱自己是彌天重犯，說自己“空有一副人臉，但連匪類也不如；聽了皇上的道理后，如墜深淵，極為的痛苦和悔恨，就算死一萬次也贖不了自己的罪過；從長沙押到京師的路上，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，聽到的也都是萬民對皇上的贊譽聲；彌天重犯自小長在山溝里，不知道仁圣天子體察百姓的疾苦和艱辛，竟然關懷到我這個罪大惡極、萬死不赦的重犯。彌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沒有知覺，如同頑石一般沒有頭腦，也應被感化悔悟。當今皇上圣明天縱，皇恩包容天地，彌天重犯萬萬次叩首，望皇上發哀憐之心，體恤我們這些無知之人。”經過雍正的親自“訓導”后，曾靜果然判若兩人。
正當大家認為曾靜、張熙這兩個案件直接當事人必死無疑的時候，雍正卻一反常例，竟將曾靜、張熙免罪釋放！大臣們對此非常不滿，他們紛紛上書要求將曾靜、張熙等人凌遲處死，雍正頗為不耐煩的說：“這事到此為止。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，誰要是再上奏本，朕也不再看了。”不僅如此，雍正還特別下旨說：“朕之子孫，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求誅戮，”以求保住曾靜張熙的性命。這樁清朝最大的**案，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樣百出，令人大跌眼鏡。
死罪已免，活罪難逃。雍正隨后又給了曾靜和張熙一個任務，那就是把他們派往湖南“觀風整俗使”衙門聽候使用，讓他們去各地現身說法，清除流毒，借以戴罪立功。所謂“觀風整俗使”，也是由呂留良案引起。雍正認為浙江這個地方“風俗澆漓，甚于他省”，“恩威所不能感化，狼子野心聚與一方”，于是他派了官員前去整頓其風俗，還為此停止了浙江的鄉試，斷絕那些士人們的科舉求身之道，以示懲罰。
曾靜回到湖南后，長沙城內便出現了傳單，說是要抓住曾靜，投入深潭淹死這個罪人。這傳單究竟是對曾靜的悖逆不滿呢，還是對曾靜的變節憤怒，尚不得而知。不過，曾靜由反清轉向奉旨吹捧雍正和大清，這個華麗轉身也未免過于滑稽。曾靜被派往湖南進行宣講的時候，雍正特令地方官員和平民百姓，不能對之蔑視譏諷。
雍正還覺得不過癮，他隨后又將此案的全部諭旨和審訊記錄，加上曾靜的認罪書《歸仁說》，匯編成書，名曰《大義覺迷錄》，發往全國各地，“每學宮各貯一冊。”雍正還說，各學宮“倘有未見此書，未聞朕旨者，經朕隨時查出，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。”如此一來，《大義覺迷錄》風行天下，以至于家喻戶曉，人人皆知。作為雍正的得意之作，《大義覺迷錄》刊印的數量之多，在雍正年間據說是排第一名。
不過，乾隆一上臺，便推翻雍正的對曾靜、張熙免予追究的遺命，很快下令讓湖廣督撫“將曾靜、張熙即行鎖拿，遴選干員解京候審，毋得疏縱曳漏。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。”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十二月十九日，乾隆又下令將“曾靜、張熙著照法司所擬，凌遲處死。”
更要緊的是，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將雍正精心編撰并已刊行天下的《大義覺迷錄》宣布為禁書，立即停止刊刻和發行，凡是有這本書的，統統上繳收回后統一銷毀，若有私藏，依法嚴懲。由此，《大義覺迷錄》便成為“老子編來兒子禁”的天下第一禁書，在雍正朝后難得一見，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。但問題是，《大義覺迷錄》作為雍正朝的御制國書，它的發行量之大，可謂是人手一本，怎么禁止得了？
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將這本書禁掉，原因是這本書不但沒有出現雍正希望的效果，反而讓皇宮里的丑聞秘事、皇子間的爾虞我詐等“國家重大機密”外泄，這些老百姓對贊揚大清沒什么興趣，卻對雍正的“十大罪狀”，特別是“謀\\父、逼母、？s兄、屠弟”這些秘聞津津樂道，茶余飯后的說個沒完，嚴重損害了雍正的光輝形象。如此一來，不但沒有起到“覺迷”的效果，反而成為一種笑料，讓全國人民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話，這還了得？乾隆在登基之前，臉上早已是羞得滿面通紅了！
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，很多事情本就是“不說倒罷，越抹越黑”，當時也不知道雍正怎么想的，居然要和全國人民爭辯自己是清白的、正確的。他這樣做，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審判臺，讓全國的人來評判，但問題是，當時人的思想覺悟能達到那個程度嗎？這就害得兒子乾隆一上臺就要去給他擦屁股了。
乾隆經過慎重考慮后，覺得哪怕是冒著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，也要把曾靜和張熙這兩個反面教員給殺了，以絕后患。他降旨說：“曾靜大逆不道，雖處之極典，不足蔽其辜。”于是他一改雍正的“攻心”政策，直截了當的采取“滅身”之舉，以肅清其流毒。
如此看來，乾隆的手段不過是“焚書坑儒”的翻版，和他父親相比，要拙劣許多。至少，雍正還敢公開整個案件的情節（包括詆毀自己的內容），敢于進行批判和辯論，甚至還敢于赦免曾靜和張熙這兩個“彌天重犯”，讓他們改過自新，充當反面教員，這種勇氣和做法，在歷代皇帝里面簡直是絕無僅有。手机用户看贫嘴楚才请浏览https://m.shuhaiju.com/wapbook/78623.html，更优质的用户体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