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3年11月27日，拓跋焘南下抵达朔方，也不等到平城，迫不及待地下诏授权太子：辅佐皇帝总管全国事务，统御文武百官。
诏书上还提到：“各功臣勤劳辛苦太久，一律保持原来的封爵，从官位上退休的，仍可出席朝廷会议，参加宫廷宴会，谈论治国之道，贡献良策，只是不再担任繁琐艰巨的职务，另外重新推举贤能人才，补充缺额。”
次年正月6日，拓跋晃正式总管全国文武百官，拓跋焘特别选派高级咨询官、立法院副总立法长穆寿，宰相崔浩，高级咨询官张黎、古弼，一起辅佐太子裁决民政，上书给太子时，一律称臣，用臣属的礼仪。
这几人都是北魏的肱骨之臣，足见拓跋焘对太子的厚望。
其中的古弼，为人忠厚谨慎，工作和生活都异常低调，但也有一次轰动全国，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。
因为游牧的传统，北魏对猎园一直有很大需求，上谷的皇家园林面积尤其广大，随着时代进步，严重妨碍国家发展，古弼打算削减一半赏赐给贫民，因而入宫晋见拓跋焘，准备当面奏请此事。
当时拓跋焘正与皇家稽查官刘树，全神贯注地下围棋，古弼一时不好打扰，就在帝边坐着等候，可是过了很久，棋局丝毫不结束，古弼几次欲言又止，郁闷到了极点，忽然大发脾气，跳起来抓住刘树的头发，把他拉到床下，揪着他的耳朵，敲打他的后背，怒喊道：“朝政之所以不上轨道，都是你的罪过！”
事发突然，在场的侍女、太监和护卫们都懵了，拓跋焘也愣了一会儿，等回过神来，赶紧推开棋盘，制止他说：“不听报告，是我的错，刘树有何罪，快放了他！”
古弼余恨未消，气呼呼地说明来意，拓跋焘当即批准，古弼老脸一红，略带歉意地说：“为人臣属，竟无礼到这种程度，罪过太大。”
拓跋焘一笑置之，让他不必介怀，但古弼出宫后，越想越不对劲，还是赤着脚前往公车门，脱下冠帽，请求处分。
拓跋焘听说之后，赶紧召他入宫，当面宽慰他说：“只要对国家有利，方便人民的事，应竭尽全力去做，不可有什么顾虑，快穿鞋戴帽，忙你的事。”
经此一事，古弼变得举国皆知，成了全民偶像，但他仍旧低调谦恭，深受拓跋焘的信赖，拓跋晃当然也很欣赏这样的人物。
诸如崔浩、古弼这些人，对拓跋晃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拓跋晃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，所以进步很快，在北魏太子群里，算得上是佼佼者，为了督促农民耕种，稳定国家根基，特别规定：“没有牛的农家，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，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，作为回报，凡自耕22亩，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，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；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，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，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。”
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，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，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，总体而言利大于弊。
虽然北伐无功，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，似乎也是件好事，只是相比之下，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。
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，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，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，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，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。
444年正月12日，拓跋焘下诏：“王公以下直到平民，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，或男女巫师，应全体送交官府，正月25日后，如果仍留家中，僧侣巫师处死，主人全家斩首。”
过了两天又下诏：“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，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，工匠商人的儿子，应继承父兄的行业，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，凡有违背者，教师处死，当事人全家斩首。”
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，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，都让人闻之色变。
受到崔浩的影响，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，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，更对佛教产生抵触，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，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，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，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，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，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。
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，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，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。
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，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，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，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，未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壮观场面，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，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。
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，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，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、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、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，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，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，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。
常言说罚不责众，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，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首。
可是他发现并不解气，反而让心里更加堵得厉害，尤其当听说刘絜的作为，更让他怒火中烧，且悔恨不已。
眼见八个将领在自己的设计下死于旦夕，刘絜再接再厉，紧抓机会指控崔浩，认为大军再次劳而无功，崔浩的责任最大，应该受到军法惩治。
可惜他的挑拨之法未能奏效，拓跋焘当即回说：“都是因为各路将领不能如期会师，我自己碰上盗贼，又没有及时攻击，才使得贼人逃窜，崔浩有什么错？”
崔浩可不是软杮子，本来事不关己，不想与刘絜撕破脸皮，但刘絜率先发难，崔浩也不甘示弱，趁机向拓跋焘检举了刘絜假传圣旨一事，拓跋焘勃然大怒，抵达五原后，便逮捕了刘絜。
刘絜千算万算，终究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，那就是太过自作多情，认为在皇帝面前，他的名望和实力足以和崔浩相提并论，却遗憾地发现，自己到底太嫩了。
拓跋焘出发时，刘絜还曾对亲信说：“如果皇上不能回来（战死或病死），我就拥护乐平王。”
当时政府右秘书长张嵩家里藏有预言书，刘絜秘密问他：“魏国之后，姓刘的应该称王，有没有我的名字？”
张嵩回说：“有姓无名。”
刘絜不大高兴，但还是执意剑走偏锋，直到锒铛入狱，终于醒悟过来，自己是有多蠢，才会动这种歪心思。
拓跋焘对刘絜事件十分关心，毕竟为此冤死了八位将领，情节极其严重，让主管机关穷追猛查之后，搜查到张嵩家，果然搜出预言书，审问过后，牵连到南康公狄邻，于是刘絜、张嵩和狄邻一律屠灭三族，处死一百多人，从刘絜抄家所获亿万钱之多，拓跋焘后来每次提到刘絜就恨得咬牙切齿。
还有一人虽没有受到直接处罚，但平白无故地蒙受冤屈，却有口莫辩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便郁郁而终。
他就是乐平王拓跋丕，刘絜的挡箭牌。
拓跋兄弟关系不错，可是当遇到这类敏感的问题，还是遭到巨大的挑战，拓跋焘虽未公然宣布拓跋丕的罪过，也没有实质的惩戒，但当拓跋丕死后，拓跋焘赏赐他的谥号就已说明一切——戾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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